秦基伟被俘前本想自杀,两个战士拉住他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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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创萧武弹史2天前我要分享

  摘自《秦基伟回忆录》

  冰天雪地里的游击队

  西路军在三道流沟同马家军激战十一天后,眼见待援无望,弹尽粮绝,徐向前总指挥再次组织突围,向祁连山里转移。三月十一日晨,我军从南柳沟突围,至梨园堡集结。十二日,马家军猛攻梨园堡地区。总部,加上我们那一砣,跟三十军一起行动。

  到了祁连山口,就听到梨园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。一会儿就听说,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。这个消息,令全军将士黯然。陈海松是河南光山人,是囚方面军著名战将,牺牲时才二十三岁。

  陈海松牺牲了,九军也完了,没进祁连山就垮了,只有三十军还剩一点部队,约一千多人。不多时,敌人越过九军的防线,追上我们,于是又在梨园口摆开阵势。我们那个方向,就三十军一个团,也没几个人,顶着打。郑义斋部长要我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,这些人员仅有的武器全是手枪,没有步枪。手枪打完,还是老武器,用石头砸。我的老首长,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。

  梨园口战斗之后,逃出来的人就往祁连山里钻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没有了建制,没有指挥员,真成了散兵游勇。

  我们进山的时候,李先念同志正等在山口上,他身边还有千把人。这时候才知道有个石窝会议。因部队局面无法维持,军政委员会决定,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脱离部队,回延安汇报。留下李先念、李特、王树声、李卓然等成立“西路军工作委员会”,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,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。

  进了祁连山,就悲惨了。地上两尺多厚的雪,树上几尺长的冰凌。冰天雪地,别说棉衣,单衣还是破的。打仗时拼命,觉不着冷。战斗停下来,就感到冻得要死。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上了,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。

  进山后没走多远,遇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、李卓然和保卫局长曾传六,他们三人找我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同志谈话,把当前情况通报了一下,然后交给我们二十七个人,让我们组织游击队,我当队长,何柱成同志任政委。还给了几个伤员,一个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,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。另有几个团级干部。那二十七个人当中也多半是缠着绷带的。

  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打游击啊?往哪里游,去击谁,全是未知数。张琴秋他们也是没办法,才把伤员交给我们。在祁连山里,根本见不着人影,连野菜也吃不上,也没个地图,真是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

  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在雪山里转了一个礼拜,转得眼睛发黑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,进去东翻西翻,翻出点大米,可稀饭还没煮好,敌人又找上来了,我急忙组织应战,让人保护熊厚发等同志先撤,我和几个轻伤员掩护。一仗下来,刚成立的游击队被打散了。拼死突出包围圈,我身边只剩下三个人。

  

  身陷囹圄

  西路军被打散之后,马步芳就在辖区内下了通告,逮住我们一个人,给多少多少钱。山里很少发现住有人家,但山沟里有淘金的,那些人也不知红军是好人还是坏人,但钱是好东西他们知道。冰天雪地里淘金不容易,他们就把红军当金淘,发现了就报告,领赏钱。这样一来,困难就更大了,盼见到人弄点吃的,可一见到人,行踪也就暴露了。

  我们四个人又在山上转悠了两天。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,我们几个人商议,意见很一致,都同意下山,与其饿死,不如闯闯试试,横是死,竖也是死,万一能闯过去,还可以活着干革命。

山沟。没走多长时间,就看见一处火光,大家顿时振奋起来,顾不上多想,甩腿下了沟底。

  沟底是一家游牧民的棉帐篷,样子有点像蒙古包。我们进去时,只有一个男主人出来招呼。因为是少数民族,有很多禁忌,所以我们也不大好进去东看西看,这一家到底有几个人,是些什么人,都拿不准,这就留下了纰漏。

  我们钻进去,连讲带比划,向主人说明了借他帐篷暖和一下,又掏出钱,买了一只羊,主人表现得还可以。语言不通,我们也很少交谈,他一边杀羊,我们就在一边烤火。帐篷里暖和得很,不多会羊肉炖出了味道,咕咕咚咚的香味直往鼻子钻,又暖和,又有肉香,就象进了天堂,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了。

  羊肉煮好后,我们不用教就学会了“手抓羊肉”。四个人围坐在火塘边,你扯

  一块,我撕一砣,一顿狼吞虎咽,转眼间一头整羊便找不到踪影了。

  吃完了羊肉,天已经快亮了。冻饿了这么多天,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“天堂”,谁也不想走,都想迷糊一会。我虽然也对这个帐篷难舍难分,但是知道此处绝不是久留之地。我连商量带命令,硬是把他们三个人催起来了。

  岂料尽管我们有警觉,但还是迟了。刚刚钻出帐篷,周围的枪就响了,随即传来喊话声:“把枪放在地上,不要乱跑!”抬头一看,天啊,一圈子都是马家军,帐篷已被包围了,枪全是冲天打的。看来,他们在此等待多时了,压根要抓活的。情况紧急,容不得多想。

  敌人说不跑,可我哪能听他的。枪膛都是顶上火的,我们擎出来就打,边打边往山上跑。可是跑到山上,后面也是敌人,仍然不紧不慢地喝令我们交枪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突围是不可能的了。我扫了一眼,另外三名同志也在看我。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,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活的,我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,举起驳壳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,枪膛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。

  然而,就在我即将搂火之际,一位同志一头撞过来,把我撞了个趔趄,另外两个同志也扑过来,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。大家意见一致: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自杀,只要活着,还可以斗争,自杀就什么都完了。

  同志们这样一说,我也觉得有道理。首先是活着,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。

枪对着我们。

  抓我们的时候要搜身,我反抗了一下,被抽了两鞭子。

  抓我们的是马元海部的马禄旅。被押解的一路上,我琢磨,我们是夜晚下山的,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快?后悔进牧民帐篷时没有查清他家人数,一饿一冻,只顾温饱,放松了警惕。估计就是那家主人派人溜出去报了信,拿我们几个换洋钱了。

  我们被绑着双手,在沙漠和沼泽里走了一天多。

  第二天到了一所兵营。

  我们这几个人,都很乐观,没有那种打败仗的沮丧和阶下囚的恐惧,饭端上来,管他娘的,稀哩哗啦吃了一肚子。要杀要刮,随他的便。可是,一连等了几天,既不审讯,也没被杀头,这是为什么呢?后来才知道,我们这次被抓,不幸中又有大幸。

  马禄旅是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的一支重要部队,我们多次打过交道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,马禄旅在进攻我军时被我九军包围在锁阜堡,困了半个多月,差不多也弹尽粮绝。当时党中央有指示,要求多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。

,不杀红军俘虏。如果我们是被其他的“马”抓去,那是定死无疑。马家军同西路军作战,伤亡很大,对红军的仇恨也大。“西安事变”后,我党向蒋介石提出要求,要他向马家军施加压力,不杀红军俘虏。马家军虽然表面上同意了,但下面的人照样杀,杀得一堆一堆的。

  

  智斗马家军

  不久,我们被层层送到了张掖,又从张掖送到凉州。凉州是西北一个有名的地方,唐朝诗人王之涣的: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,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苍凉景象。我们在这里坐了四十多天牢。

  审讯的时候问我身份,我回答是红军士兵。审讯人不信,说:“你是南方人,该是老共党。”我说不是,南方人也有新当兵的,我是跟着别人才跑出来的。

  问我为什么当红军,我回答说当兵吃粮,别的不为什么。

  审讯的人见我说的没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。可是后来出了个叛徒把我出卖了。他对敌人说“那个团长好凶嗅,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。

  敌人又审讯我,说我不老实。我说:“老实说吧,我当过连长,但真的没当过团长。当连长时负伤了,后来就负责训练新兵。一大堆新兵在一起,嘴上叫新兵团,其实也没个委任状,怎么能算团长呢?”我说得振振有词,敌人半信半疑,但也不再追问了。

  没过多久,又出了个叛徒。他不供我是团长、师长,也不供我是总供给部的处长、梯队长,而供我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。

  这一下可不得了,在马家军的眼里,总指挥部的参谋那是高参。这以后,连看守都喊我“秦参谋”。

  虽然当了阶下囚,但当时国共合作呼声正高,加上马禄同红军多少有点默契,所以没怎么折磨我们。有些审讯都是象征性的。对我们的行为也有些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,所以我们吃的苦头并不多。

  当然,伙食很糟糕。一天两顿饭。吃什么呢?打下的小麦简单地碾一下,鼓皮子也不筛掉,放点盐巴,煮成稀饭。一人一个大土钵子,每顿饭一钵子,像喂猪。

  住了几天牢,环境适应了,我们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。

  当时住在一个狱里的有徐立清、方强、卜盛光等人,我们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,经常凑在一起商议。后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,徐立清牵头。

:第一,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。死,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,但要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。一旦敌人杀我们,要昂首挺胸喊口号,喊“共产党万岁”、“红军万岁”,不能装孬。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。等将来红军打回来,就会知道,某年某月某日,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,都是些什么人,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。第二,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,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,逃出之后,能找到部队更好,如果找不到,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,开展游击战争。队伍扩大了,再去寻找主力。

  以后又出了个大叛徒,这个人当过三十军的参谋长。

  有一天,马家军把我们全体囚犯集合在大操场排队,让这个叛徒来认,谁是红军指挥员。由于我们支部的几名成员都不是三十军的,与他不认识,因而没被他认出来。这个无耻之徒还发表了一通讲话,内容不外是反对共产党,拥护国民党那一套,要我们“换脑子”。这以后,就经常有军官陪着叛徒到牢房里转悠,吆喝:“脑子换过来没有?”南方话的“脑子”和“老子”发音差不多,所以我们也不含糊,连讽刺带挖苦,说:“你老子好好的,不用换!”或者说:“妈的个不孝东西,老子一穷,就要换呵!”监狱虽然是马家军的,但蒋介石的手也插得很深,常派政治教官来给我们上课,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,只能有一个主义,只能有一个军队,只能有一个领袖,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,以及委员长如何如何等等。还诬蔑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外来货,不适合中国的国情,共产党应该取消,红军应该改编,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……等等。对这一套,我们一般是不予理睬。

  有时我们还有组织地一起喊口号,把他轰下台。

  我还记得,有个马家军的军官来给我们上政治课,开始是一问一答,他问我答。他问我共产党跟国民党比,谁有前途,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上了一堂课。

  我说了一通,他听得很服气。他又问我喜欢跟谁打,我说喜欢跟胡宗南打。

  他反而愣住了,问为什么。

  我说胡宗南是蒋的嫡系,武器好,缴过来管用。我猛给他吹一通,吹得他五体投地,临走时还竖起了大姆指,说我要是在国民党里,可以当将军。

  狱中生活,有苦有难也有乐。只要意志坚强,信心饱满,则可乐在其中。

  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,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。兰州驻军不是马家军,而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。到了兰州,住在市东一所兵营里,临近黄河,挨着一个飞机场(即现在兰州军区空军所在地)。

  那时人就多了,一千多囚犯,早晨出操,白天修马路,看管得很严。

  十多天之后,延安派了代表张文彬同志来给我们讲话,讲统一战线,讲国共合作。并说已经跟国民党达成协议,要放我们出去抗日,目前正在办手续,让我们耐心等待。当时,大家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。

  归队

  但是,张文彬代表讲话之后,却总不见动静。

  国民党联合抗日本来就不出于真心,当然不甘心“放虎归山”,他们采取各种

  手段刁难、拖延,企图践踏诺言。

 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,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往西安送。听说还要把我们这些干部送到南京感化院去“换脑子”。

  在路上,党支部又找机会开了个碰头会,大家意见十分一致,还是要跑。

  这回,敌人是一个营押送我们的。

  被俘人员共有一千多,我们这些中上层指挥员被编成一个“军官队”,有五十

  多人,当然是重点防范对象。夜里看守得尤其紧,一到宿营地,让我们挤在骡马店里,外面要放很多哨,很难行动。相反,白天则有机可乘。

  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,老弱病残都有,还有二十几个女同志。敌人的一个营分前、中、后配置,不是分散看押,而是以连为单位整队前进,原因也是害怕,怕我们中途零打碎敲地收拾他。

  这样一来,就方便了我们。我们事先向大家交代,走的时候前面的快走,后面的故意磨蹭,把队伍拉长。长到什么程度呢?敌人跟在中间的那个连,差不多看不见前面和后面的连队,中间那个空档子,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天地了。再加上马路两边修有很多碉堡,路边的山包也多,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,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遮蔽物。

  大约是到达桑园子之前,我们还在往前走,不知什么时候路边多了几个戴草帽的人,骑着车子在马路上来回跑,一边跑还一边小声嘀咕:“我是三十一军敌工部的。过河朝庆阳方向走,就是三十一军。”有个叫赵瑛的女同志以后回忆说,这个人还给了她一把钱,她分给大家做盘缠了。

  我们支部几个人按照分工,给“军官队”的每个人都打了招呼。从平凉到泾川

  之间,除了不到十个人不愿跑以外,想跑的都跑了。这些不愿意跑的,有的是年龄大了,想回家。也有的考虑国共合作了,国民党不会杀头,到南京也没什么不好。

  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。裤子假模假式地脱了一半,瞅瞅前无兵后无丁,裤子一提,溜之大吉。

  一脱离“囚犯”队伍,心情就大不一样,沿途问路,找到了三十一军接待站。

  敌人什么时候发现我们逃跑的,就不知道了。听人说:我们逃跑后,敌营长十分紧张,把队伍带到泾川,再不敢往前走了,正突击审讯要犯,要他们供出逃跑的组织者。

  我在三十一军接待站住了一段时间,不久,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靖原县。

  当时,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,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,在招待所里往了个把礼拜,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话,讲张国焘的错误,讲西路军的失败。记得有一段话,大意是说,张国焘是一枚毒药,投到井里,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,需要洗一洗。

  刘司令员的本意是说明张国焘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,要肃清流毒。

  但是,我们都是在下面工作的,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,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,有些同志于是胡思乱想,不知该怎么挨整了。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、一个营干。

  这一段,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,也有些顾虑。但不管怎么说,我是不会跑的,既然干,就要干到底,我没做对不起党的事,我不害怕,就是斗争我也没啥,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。

  此后不久,李达和宋任穷两位同志找我谈话,详细地了解了我在西路军和被俘后的情况,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,宋任穷同志还做了记录。李达同志认为我军事素质较好,要调我去司令部当参谋。由于国共合作,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有许多新问题我都不懂,我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,于是向李达同志提出了学习的要求。李达同志批准我住进援西军教导团(即后来的一二九师教导团)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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